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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两者虽有冲突，但并非不能统一在行政效能这一新的观念之下。

[35] 参见左卫民：《健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回归警察权之宪法构造，是问题诊断和药方开具的规范依据，也是检验既有方案合宪性与可行性的元点标准。

因为世间常能发生许多偶然的事情，遇到这些场合，严格和呆板地执行法律反会有害……这种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就被称为特权。应立足于警察权宪法构造的一般框架，在宪法体制的整体视角下，通过宪法解释与配套宪法制度的构建，来尝试化解警察权功能与警察权超越宪法构造的两难，从而走出因限制警察权而使其功能随之受到抑制的偏颇误区。奥托·迈耶指出，这一时期的国家行政，并非野蛮及无规则的，法律已作为权力依据，司法独立已现制度雏形，国家目的的达成也开始引入私法的方式，产生国家法人化的动向。从其意义开看，对高涨的民众执法规范诉求的回应。这一紧张关系，实际上凸显了警察权与其他类型国家权力的独特差异所在。

[24] 警察的主导性，是警察权作为治安秩序维持一线机构的必要权能。二则通过对规训的吸纳和整合实现对个体驯化与改造，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使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行动者，积极地维系秩序。[30]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人权入宪成为全球化趋势，人权的规定成为一个国家宪政和民主的重要标志，其发展势不可挡。

[21]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笔者主张双向探讨视角，即分别从宪法和民法视角研究人格权，避免落入人格权字眼的陷阱。[24]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概念之产生得益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英国在光荣革命胜利后，于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

[46]前者使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具备正当性，后者则确定了基本权利私法效力的作用方式。[18]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

在民法范围内，在一定时期，如果某种民法权利所涉及的利益总量是确定的，那么模糊的私权边界会造成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范围和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范围均处于不确定状态，容易导致权利人滥用私权扩张自己的利益，从而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和谐共存的状态极易遭受破坏。此种理论障碍成为《法国民法典》人格权规定缺失的主要原因。[40]2008年12月24日，该批复被废止，宪法权利与民法权利的效力再次回归正位。因为个人的公法权利只存在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之中，所以它并不包含能够直接引起个人与其他服从者之关系的要素。

《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漏洞》，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4期。[50]正是由于缺乏司法救济途径，基本权利作为主观权利并不具有实践意义。人格权受到了民法权利体系的排斥，直到现在，人格利益权利化也仅在少数国家得以完成。若一方以宪法权利为依据向另一方提出请求，由于宪法权利的最高效力，其必须优先于另一方依据合同所获得的权利，造成合同约束力的瓦解，私法自治受损，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关系也难以为继。

一方面，由于理念的差异，我国宪法对社会契约论持否定态度，不强调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和对公权力的限制，相反，更主张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因此基本权利制约公权力的防御功能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齐玉苓案中原告受到侵害的权利并不是宪法性受教育权，该批复是对宪法功能的误解，是对宪法权利和民法权利界限的混淆，是给未权利化的民事利益错误的披上宪法权利的外衣。

拥有合法性暴力的国家公权力是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允许宪法直接介入市民社会领域内的纠纷，是对宪法所划定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的破坏，最终将威胁宪法的权威，削弱宪法的防御功能，市民社会的自治空间将荡然无存。《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规定：无论何人的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均可提起诉讼。

[12]基本权利可以划分为平等权、政治权利、个人自由权、公民的经济生活文化权利。《德国基本法》的基本权利条款作为客观法秩序制约法官的解释活动，法官在对《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中的其他权利（具有一般条款性质）进行解释所产生的一般人格权是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作用的结果。参见[德]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84页。人权（即基本权利）在形成和发展中塑造自身的属性，形成发展可谓一气呵成，且人权入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支持，相比之下，人格权进入民法权利体系需要满足民法权利的种种要求，人格权民法化饱受争议，遭遇不少理论障碍。由于传统法学理论人格权被解读为自然权利，人格权的私法化遭到理性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坚决反对，加上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导致人的物化，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导致被神圣化的人的伦理内涵被遗忘，对人格利益保护的社会需求没有那么迫切，因此人格权难以进入民事范围。关于人格权是否为支配权，学界存在争议。

吉炳轩副委员长建议民法总则就要讲清楚、保护好中国人最基本的人权。此外，学者对某种权利的探讨以及法律对某种权利的规定往往已经事先限定在特定的法律体系之下。

（4）人格利益权利化并非承认人的可支配性。人格权要想成为一项民法权利，必须符合民法权利的特征，使民法权利体系得以自洽，民法权利的固有属性造成了人格权私法之路的理论障碍和立法困难： 1.在民法中规定人格权会导致人格权效力位阶的降级。

它一方面强调人权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属性。积极地位派生出对国家的请求权即受益权，如法律保护权、请愿权等。

倒是尹田教授主张的人格权是宪法权利的观点与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存在重大差异。立法机关的抉择虽然暂时平息了学界关于人格权应否独立成编的争论。在入宪之前，人权以自然权利的形态存在，具有普适性。很多人格要素，并不像物那样有清晰的空间范围，它还涉及人的独特心理感受、人的活动在外界的投射，这些要素本身的边界并不清晰，它们虽然客观存在，但不能被直接感知，带有抽象性，导致人们无法判断自己的权利边界，预知自己的行为后果。

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被学界视为人格权制度保护的开端。参见《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薛军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公法权利实质上就是个人因其在国家中的成员地位而应享有的权利。[29]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

因此，在民法权利结构中，对于每个主体而言，保护和限制是并存的，对于主体双方而言，保护和限制则必须达到平衡。由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整个社会从思想观念到法律制度都以财产权为中心，人格权的保护更多依附于财产权。

参见刘召成：《民事权利的双重性：人格权权利地位的法理证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因此，欲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对这两种权利作出正确解读。[13]参见秦前红：《新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126页。正如学者所言，宪法权利的界限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表现在，某些宪法权利具有界限，而某些宪法权利则不具有界限。

对于一般人格权的依据到底是《德国基本法》第1（1）条、第2（2）条还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学界存在争议。二者发展路径在不同国家呈现不同状况：有的国家人权和人格权都得到确立，如埃塞俄比亚。

二者之间的界限不仅与权利本身相伴始终，而且如果无视这一界限，将宪法权利作为私法请求权的依据，将造成权利体系的紊乱和私法自治的受损。[36]徐国栋教授认为，《瑞士民法典》只是开创了一个人格与人格权混杂的体系，并没有确立独立的人格权制度。

甚至侵害人格权造成的损害往往也是精神性的，难以客观化。五、结论 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存在于不同权利体系之下，二者的区别从产生之初就固然存在。